“百济略有辽西”记事初探

本文通过史料分析 ,试图来探究百济略有辽西的可能性。     

新出土的唐尼姑李胜才墓志考证及相关问题探讨

为了探讨李让夷的世系、历官、郡望和唐代武宗灭佛事件的背景,对西安曲江池村新出土的李胜才墓志做了详细的考证。通过文献和地下碑铭互相印证的方法,确证李让夷既不是陇西李氏,也不是赵郡李氏。他死于由淮南军返京的途中,而不是死在东川节度使任上。同时这方墓志对理解武宗灭佛事件的背景也有所帮助。     

秦代洞庭、苍梧两郡悬想

2002年出土里耶秦简中的洞庭与苍梧两郡名,既不见于传世的秦代文献,也为历来考证秦郡学者所不知,动摇了已成定论的秦郡体系。本文根据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重新思考,推测原定的长沙与黔中二郡实际上并不存在,应以洞庭、苍梧两郡取代之,并适当调整郡界,维持《中国历史地图集》考定的秦郡基本格局。     

宋初对夔州路的少数民族政策

宋初夔州路的少数民族,尤其是西南蕃纷纷前来朝贡。统治者控制这些地区主要采取赏赐朝贡、任用土官、夷汉异法、互市贸易等政策,同时也对少数民族加以约束、防范,限制他们朝贡人数规模,在周边地区保有一定威慑性的军事力量。自五代以来,夔州路少数民族地区不通中国的局面得以改变。     

南渭州土司州治与世系新考

南渭州为明清时期永顺宣慰司所属的一个土州，是现今世界文化遗产“土司遗址”老司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申遗”时期的田野调查中，新发现了雍正四年（1726）的芷州衙署修葺碑、土司彭应麒墓碑以及南渭州、芷州土司家谱等文物与史料。经研究发现，南渭州治并非始设于今南渭村，而是先设于芷州，其后往返于南渭州、芷州两地；南渭州土司世系应为14代18任。新结论对原有的南渭州土司研究成果作了一定的补充和纠正。     

论思州田氏与元明思州宣慰司

自唐至明，田氏一直是黔东思州望族大姓，在黔、湘、鄂、渝边区举足轻重。本文对思州田氏的渊源进行了考辨，认为其族属应为土家族，元明思州宣慰司当为土家族土司。文章对思州田氏在元明两代的主要活动、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中央王朝对它的管理以及明初改流、田氏覆灭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基本梳理出思州田氏及思州宣慰司的历史发展轨迹。文章对诸籍记载各异、甚至矛盾的史料作了许多考辨，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如认为思州一分为二（即南、北思州）应在元初，而非传统认为的元末；明初曾在思州直辖境内设置卫所等等。     

行政成本、汉夷风俗与改土归流--明代贵州贵阳府与新贵县设置始末

以往有关中央王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流官的原因的研究,大都从政治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角度人手.文章通过对贵阳府与新贵县设置过程的考察,试图探讨明王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拓展统治权力时所面临的行政成本、文化隔膜等因素的制约问题.     

加入WTO对恩施州农业的影响和发展对策

我国加入WTO后,农业是受影响最大的产业之一。恩施州的农业发展面临许多的机遇和挑战,为此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调整策略,走有恩施特色的农业发展之路。     

明代湖北八府的巡检司设置与分布

巡检司作为最基层国家行政机构,担负着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和保障乡村社会相对和谐的职责。明代湖北所辖武昌、汉阳、黄州、承天、德安、荆州、襄阳、郧阳八府的巡检司在设置与分布上有一定的特点与规律,如设置时间主要集中在洪武和成化,分布上呈明显的区域集中,并且与卫所分布相互补充。这都是由于明政府没能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对巡检司的分布加以调整,造成明后期巡检司部分职能的弱化,进而使该地区基层管理出现了部分失控。     

对果洛州图书市场发展的思考

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 ,青海省果洛州图书业举步维艰。作者认为 ,要改变这一现状 ,就必须改变旧观念 ,深化改革 ,以此推动果洛州图书业的发展。